贫穷的质感:伦敦落魄记

发布时间 2021-07-17

  我的很多人生悲剧,大多是穷引起的。比如不舍得多放黄油,烤出来的蛋糕像土司;比如挑男友不敢挑贵的,挑来挑去都是《夜莺颂》之类的平装版;又比如总是下不了决心买电动牙刷,结果一次补牙,全副身家都献给了牙医,相当于五根电动牙刷加一顿伦敦诺丁山的法式大餐……

  对很多人来说,伦敦是16世纪皇家诗人威廉·邓巴的城市:“伦敦,汝是花中之王,众城之最”,对我来说,它却是威廉·布莱克的城市:“走在午夜的大街上,我听见年轻娼妓的诅咒碾碎新生婴儿的泪水。”

  自从27岁离开报业,选择了自由写作之路,我就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,刚到伦敦的第一年,更是穷得樵苏不爨。别人在Soho饮酒猜马玩失踪,我在景宁镇的一个贫民区,和五,六个素不相识的火星人合挤一套巴西蚁窝。我的房间是一只玻璃窗加三块隔板拼贴起来的水晶棺,一张中间凹陷得不成样子的单人弹簧床即是它的容积。那张床治好了我的燥郁症,因为没有人可以在上面反复坐下又站起来。

  英籍巴西裔房东是厨子,虽然非常渴望减轻房贷负担,但在厨房里搭隔间出租这种事,却如论如何也下不了手,我们便赚了一个五平米左右的公共空间。

  那是2010年,和查尔斯·狄更斯的时代不同的是,除了露宿者和万圣节的恶鬼,街上已见不到半丝褴褛,连我们这些苦逼的伦敦漂,也会想方设法在慈善店淘几套返工的行头,3.29英镑的Top Shop裙子,4.99英镑的Next外套(若遇上换季,还有半价,感谢过剩的消费主义和它衍生的回收产业),基本上只差一顶卓别林的圆顶礼帽,就够得上衣着光鲜。尽管如此,吃饭时不小心偷窥到对方的碟子,还是一眼便能探出窘相来:我吃3.25英镑一大袋,每袋能下20碗面的素面条,配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;对面两位长得像双胞胎的俄罗斯女郎吃土司刮黄油,或者黄油刮土司;巴西房东则吃1英镑一大罐的酸奶。他还不时向我请教如何做中国菜:“我的儿子在学跆拳道。”仔细揣摩中国菜和跆拳道之间的关系之后,我慷慨地向他传授了我的素面谱。

  经常有人半夜三更溜进厨房,像盗墓者般掘地三尺,然后捂着半打廉价饼干潜回卧室。楼下某位消失的疯子,通常也在此时神秘地重现,站在鸭掌般肥厚的雪地里,坚信自己是永不融化的雪人。

  伦敦漂们挤成油渣住在一起,并非就一定能侦查到对方的底细。比如我,对外宣称自己是专栏作家,收不到稿费的时候,也不得不做些全然不靠谱的事儿来填补牙缝:为犹太商人翻译古董表零件,为第4频道偷拍华人妓院翻译姐妹们的日常对话,上门给本地中产妇女上东方瑜伽课,遇到哪家妯娌腰酸腿疼,便摇身一晃成了“中华神推”等等。

  话说有一天我穿上了我的Sunday Best(一种做礼拜时才舍得穿的衣服),到肯辛顿宫的一栋高尚住宅楼上门神推。那是一栋高端大器有罗马回廊的新古典主义建筑,穿着海军蓝制服的波兰门房毕恭毕敬地屹立一旁,腰板与廊柱平行。旋转楼梯用它那黑铁焊制的螺旋眼由上往下地打量着我,阳光从落地窗和天窗的汇合处摄入顶楼,我在光的芒刺中按下门铃。

  开门的是一位50多岁的台湾女人,黑色开司米外套,齐膝窄裙,唇齿间含着一口闽南普通话特有的糍软,比电话里的声音还要甜,我为攀上这样的客户窃喜不已。然而脱掉衣服后,我的上帝却仿佛苍老了十岁,皮肤燥皱,骨节突兀,后腰和腹沟处布满了术后的疤痕。我端详着慢慢伏下身去的她,像端详着一只劳损多年,自动解除表链的瑞士表,不知从何入手。

  “哦,真对不起,我正在考虑是否要去曼切斯特,或者其他的什么城市呢。”她一脸抱歉。

  “现在还没有定。我在这家做了五年多了,对他们的孩子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……遗憾的是,孩子大了,我又多病,所以他们就把我辞退了。”她说完便带我参观了孩子们的房间。她按下电灯开关,像按下阿拉丁的神灯,那里面要什么就有什么。除了35英镑的按摩费,她又给了我5镑小费,她的面颊在丁零当啷的硬币磕碰声中微微泛红,我更愿意相信那是神推之后的效果。

  一般客户给个2英镑或2.5英镑就很不错了,5英镑简直是一笔善款,然而我却似乎开心不起来,旋转楼梯也像嘎然而止的旋转木马,瞬间失去了魔力。

  曼吉特·考尔(Manjit Kaur)是英籍印裔独立电影导演,拍过不少以街头露宿者为题材的纪录片。我们常在坐在布罗克利公园的小山丘上,一边俯瞰鸽屎,一边呼吁世界大同,因此结下了单纯而幼稚的友谊。在光临了我那只有一张单人弹簧床的寒舍之后,曼吉特·考尔便发扬英国特有的人道主义精神,把我从景宁镇弄到了西豪恩斯洛。

  新房东是一位穿着纱丽,满脸愁容的印裔阿姨,我的新房间在一套50年代中叶修建的政府福利房里,离希思罗机场半步之遥。外墙微裂,内墙发霉,马桶的蓄水声也十分恼人,幸好经常被飞机的螺旋桨声盖住。房租每周80镑,不包水电网费,比景宁镇的65镑全包贵一点,却是真砖实瓦,且间间阔亮。想到自己终于可以抛弃乔治·奥威尔在《通往威根码头之路》里的睡姿,我就心花怒放,仿佛一下子从1993年的九龙城寨穿越到了2046年。

  睡姿恢复正常,却不一定就能睡着。每隔几秒钟,就会有一架波音飞机撑着巨大的机翼从我的睫毛上振臂而过,将我唯一的绿植——一盘金钱树,吓得魂飞魄散。睡不着,我只好盯着墙上的霉斑发呆。

  话说战后的工党政府为了实现“人人可栖居”的社会主义理想,为低收入者修建了海量的福利房,房租不但远低于市价,还有独立厨厕和公共花园等配套设施,英国人民如厕时再也不用披星戴月,洗澡时也不用兄弟几个在锡缸前一字排开,绝望地看着肥皂水卷起一层又层的老泥。1969年底,伦敦的福利房新旧加起来超过上百万套,豪恩斯洛虽属有色移民地带,也像亨廷登白人区的贫民窟一样,被列入了福利房兴建区,我的印裔房东于是便喜气洋洋地领到了一套福利房。

  “把合理的房租交给政府,好过把疯狂的房租交给包租公和商业银行”——很长时间内,这似乎是英国人民的一个共识,所以私人租房的比率从1961年的46%降到了1991年的14%。2015年出版的《住在伦敦》(Housing in London)里写道:“1980年代以前,42%的英国人住在福利房里。在伦敦,享受福利房的伦敦居民超过了35%。”

  唐虞之治,总是好景不长。撒切尔上位不久便推出了福利房买卖政策(Right to Buy),欲望,像美国神学家弗雷德里克·布埃赫纳(Frederick Buechner)形容的那样:“是即将渴死的人迫切渴望的盐。”政策一出,600万房客中的三分之一,便以市价的50%到33%,兴高采烈地买下了自己租住的福利房,更多的富豪买主则怀揣着“即使不愁住,也不防用来出租”居心。那些低于5万英镑贱卖的福利房,很快就被被资本的炼金术(比如银行的房贷或次贷生财术)炒成了黄金。

  到了2015年,伦敦市内地段好的福利房全都身价不菲,比如肯辛顿南一套1960年的两居室,便卖出了一百万英镑。

  我的印裔房东也赶上了撒切尔的“好政策”,省吃俭用买下了一套福利房,并像其他人一样用来出租,再用租金还她家的商品房贷。想来她那代伦敦人真幸运,因为有福利房在,商品房炒不起来,1970年代伦敦的平均房价不过4975镑一套,1989年以前伦敦的平均房价亦不曾超过98000镑,即使到了1996年,伦敦人平均花在房贷上的钱,也只占了工资的17.5%,而他们的后代,比如曼吉特·考尔这一代,就没那么幸运了。2016年,曼吉特·考尔终于硕士毕业,成了一位正式的社工。然而福利房却所剩无几,商品房的均价被炒到了656,874英镑,只好像所有的伦敦漂一样,拿出60%的工资(绿党全国数据,2016年),租了一间比鸽子笼大不了多少的阁楼。

  福利房变成私人出租屋,政府再也无整固外墙,清除霉斑的义务。像我的印裔房东那样省吃俭用的房东们,又不得不为子女们攒天价首期,哪有余钱整固外墙?估计这就是霉斑越来越鲜亮,几乎可以和恩佐·库基(Enzo Cucchi)的恐怖抽象画媲美的原因之一吧?

  我的室友是布莱克小姐,她租的那间房稍大且尚未长斑,所以比较昂贵,要110镑一周。尽管如此,比起伦敦市内动辄两三百镑一周的单间价,她已算踩到了狗屎。

  从一位来自格拉斯哥郊区的美少女,到伦敦某大学电影理论系的翩翩学子,再到某流行疾病防治中心朝九晚五的病例管理员,布莱克小姐已孑然一身在伦敦漂了20多年,不但摆脱了让人求死不得的苏格兰口音,还将身体的占地扩宽了一圈,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伦敦文职人员。

  每天早晨六点半之前布莱克小姐就出门了,赶早班巴士到西豪恩斯洛地铁站(或暴走四站路),然后坐地铁到伦敦二区,再转巴士到办公室,交通月卡120镑。那还是2011年,当时伦敦五区内高峰时段的单程地铁票是3.60镑,7年后涨到了5.10镑,所以当年布莱克小姐过得虽然不太豪华,但也说不上绝望。下班后她会时不时到中产阶级大爱的Waitrose超市游荡,买些准过期牛排或一瓶放血价红酒,然后像《相见恨晚(Brief Encounter)》的女主那样,满腹心事地拧开(换了我怎么也拧不开的)门锁,拎着大袋小袋,疲惫地走进厨房。

  布莱克小姐对黑白爱情片,或所有简·奥斯丁小说改编的电影满怀爱意,她还爱听古典音乐,只要她在,厨房里就会飘满仙女洗衣液和BBC古典音乐台的芳香,尽管她那台古董调频收音机,总是要挨一顿劈头盖脸的抽打才能勉强恢复正常。

  百无聊赖的周末,布莱克小姐便会拉上我去逛里士满,即当年弗吉尼亚·伍尔夫住过的那个区。可记得《时时刻刻》?伍尔夫的姐姐前来探访,伍尔夫请厨师准备姜茶:“我们还有姜吗?”“姜早就没有了,这几周市场上连姜的影子都没有!”厨师为主人的不接地气而气恼。“快,立刻出发,坐1点的火车到伦敦去弄点姜,应该能在3点前赶回来!”从当时伍尔芙住的贺加斯屋,坐烟熏火燎的蒸汽火车到伦敦市中心,往返两个小时,却只为炮制一道“姜茶”,这就是里士满的气势。

  里士满不但拥有罩在玻璃宫里的稀珍热带植物,还有查理一世没来得及打死的各种猎物以及近630只野鹿。顶级名牌时装店配百年手工精衣坊,V领花格羊毛衫配老年高尔夫爱好者,情侣们深情地依偎在刻着“吾爱某年某月”的榉木长椅上,细数着满池天鹅……“岁月静好”都不足以形容里士满的美,只有全英最贵的房屋税(撒切尔推出的一种按房产价值上缴的户头税)才攀得上它。

  里士满虽美,我和布莱克小姐却什么也买不起,顶多在一间叫“保罗”的法国咖啡馆里喝上一杯热巧克力(当年是3.25英镑),再在河边听流浪歌手和乌鸦合唱几曲情歌,就差不多得坐上返程的公交车了。

  一番舟车晕浪,直到又看见路标上的“豪恩斯洛”,我才总算活过来。比起里士满, 我更爱豪恩斯洛,因为它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。豪恩斯洛的露天市集上有很多“一碗一英镑”(Pound-a-Bowl,这三个字要连读,要吊嗓,还要拖音)——就是1英镑一脸盘的果蔬。

  刚开始发现“一碗一英镑”时,我还以为自己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,一脸盘有八只红椒或三把香菜,七只柠檬或一把大白菜,四根黄瓜或十二根香蕉,八只牛油果或九只梨……通通都只要1英镑!世上怎会有这么便宜的菜呢?当我几乎要信耶稣时,才猛然发现这些都是批发市场的准过期菜,拎进厨房的一刻就开始速朽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很喜欢“一碗一英镑”,它让我深深领会了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真谛。

  豪恩斯洛的露天市集,用滤光镜过滤一下,就是法国电影《天堂的孩子们》(les Enfants du Paradis)里那条鸡飞狗跳的闹墟。我经常在睡梦中长出象鼻,搙进那里的小吃摊,偷吃一种叫Besan Ka Laddoo的印度甜品。它金灿灿,圆乎乎,掺夹着杏仁的津甜,豆蔻的焦香,牛乳的腥骚……好吃得让人完全醒不过来。

  一到礼拜六的早上,露天市集中央的教堂门口就会聚集起两拨人,捣腾出两种惨烈的叫卖声。一种卖的是基督,一种卖的是包扎得像埃及艳后一样的廉价香水。两边摊主的喉咙里各装一只高音喇叭,誓死要在灵魂和感官之间斗出胜负。毫无悬念,香水摊主总是赢。那些香水,5到15英镑一大瓶豪华装,像法国电影《被爱的人》(Les Bien-Aimés)里面的穷美人玛德琳,招摇,艳俗,却能让整条破街蓬荜生辉。

 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廉价香水。不同阶层的人有截然不同的嗅觉密码。比如在简·奥斯丁的时代,英国中上阶级就对平民百姓使用的“兽脂蜡烛”十分反感,因为它是用猪油或牛油做的,燃烧起来有一股肉铺的油腥味,他们觉得这种气味很粗俗(vulgar)。他们用的是蜡烛,一根蜡烛能烧4到6小时,一个年薪10000英镑的什么爵若办一场舞会,至少需要300根蜡烛,总计15英镑,相当于一个仆人一年的年薪。蜡烛点起来,还要用满屋的金框银镜来反射,味觉才能与视觉一拍即合。

  今天,想解开中上阶层的嗅觉密码已非易事(除非你是寻血猎犬),毕竟,英国社会经历了两百多年频繁的罢工,女权和,早就蜕掉了显而易见的阶级的蜥皮,还长出了一层层政治确切的新皮——尽管在伦敦的一些五星级酒店里,服务生们仍旧像《长日留痕》(The Remains of the Day)里的英国管家那样,每天早上定时为主人低温熨烫报纸。当然,主人已从纳粹的同情者换成新自由主义的脑残粉。

  每到夏天,伦敦就会进入大大小小的“开放工作室”模式,即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宅邸或工作室里展示作品。去过的朋友都说,富人或中产区的开放工作室,开幕式上甜点三文治酒水饮料应有尽有,有时候三四家扫荡完毕,就能把人吃得七晕八素。这种美事,我肯定是趋之若鹜的。

  有一天,我和几位朋友溜进了一间私家泳池般大的客厅,装模作样地看一个群像展。群像是粉彩和油画棒制作的,女仆们在暖融融的烛盏下制作婚礼蛋糕,或在暖融融的烛盏下为山鸡宽衣解带……说是群像,人人面目模糊,颇有埃德加·德加的气势,只差厨房换成芭蕾舞台。穿着考究的来宾,踩着客厅里的手工羊毛巨幅地毯,低头附耳,轻声漫语地传递着对艺术的崇拜。

  时隔已久,我已不太记得自己为什么会捧着一碟蛋糕,吃着吃着就吃进主人家的厨房。话说那简直是一间天堂的厨房(如果人死之后还要做饭的话),法式落地窗对着东洋花园(还有假山和佛像),光线充足而不泛滥。珐琅水池和实木备餐台从容地屹立在厨房中央,主人完全可以一边切菜一边眼观八方,尽享猫狗追杀的融融画面。我俯下身去,刚想将乔治王朝时期的八角黑白地砖看个仔细(原谅我是艺术班科出身),就被女主人逮了个正着。

  “你没事吧?”女主人站在我身后警惕地问道(很快我就了解到,那些粉彩画全都出自她的秀手)。

  在耐心地听完一番我对老地砖的表白之后,她卸下盔甲,得意地拉开餐柜,那里面有一整套乔治王朝时期的瓷碟和银器,且没一件缺胳膊短腿。我早就听说她那个阶层的英国人患有先天炫耀恐惧症,比如买天价月饼送人故意留价牌,在家门口摆两个一比一的兵马俑,在卢浮宫拍丝巾照,夜宴后名导让女演员跳个舞助助兴等等……很多在我们看来亲切自然的行为,他们也许都会觉得很粗俗,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炫耀。

  炫耀这事儿,就像跳舞一样,到了一定的境界,内裤也好,舞步也好,据说基本上都可以弃之不顾。

  “我是在乡村长大的!这些都是我童年记忆,它们都是我的祖母,祖祖母留下来的……”两只宝石蓝小眼珠,带着些许磨痕,在她皮囊松懈的眼巢里一闪一闪。“乡村”对英国上层阶级来说,往往意味着“庄园”或“城堡”,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。

  “啊,切芝士还有专门的砧板?”我咋舌。遥想我们家只有一块砧板,脚掌厚,正面切肉,反面切菜,由于厨房灯瓦数太低,还经常被搞混。

  “你看,这是切肉的,这是切蔬菜的,这是切肉的……”她把我拉到一排支架旁,大小薄厚秩序井然地插放着七八副砧板。

  “哦,对!这是切熟肉的。刚才那块是切生肉的,你看,砧板下有说明。”果然,每块砧板的底面或侧面都刻着简洁的使用说明,血统,出品地以及“自1829年始”之类的字样。

  一件件赏完瓷器和砧板,她问我要不要来一杯柠檬汁。怕她会试探我对她画作的真实感受,我赶紧摇头,却被她盛情挽住:“你确定不尝尝我的柠檬汁?最新鲜的柠檬,完全Organic,你一定会喜欢的!”说毕就从隐形冰箱里拎出糖水,又从挂篮里掏出柠檬,放入了柠檬榨汁器。

  “苏格兰的我没吃过,不过印度甜品很好吃啊,尤其是一种叫Besan Ka Laddoo的,金灿灿……”

  她打断我的话:“哦!别和我谈印度甜品!某年夏天去安巴拉度假,不知道吃了什么,差点赔上性命。”

  “英国甜品确是美不胜收,不过也要看是哪家做的。超市里的甜品,加了大量的糖精和添加剂,简直是毒药!哎……有时候我真不明白,为什么有些人如此轻易上当,标签上写什么,他们就信什么,尤其是那些盲目的穷人。”

  “主要还是因为便宜……”回想自己整个冬天全靠乐购一英镑四只的松饼蛋糕对抗冷血症,我突然全身燥热。

  箪食瓢饮地活着,和被人挖出“贫穷的劣根”,这两种感受是截然不同的。无数次,我一边思索着那些关于“贫穷与自制力”的对话,一边在波音飞机的黑色投影下漫步,左边是破旧的秋千和被它晃起的地平线,右边是卖零食的小卖部,货架底下卷缩着无精打采的流浪猫。收银台旁一位妙龄辣妈,打扮成Lady Gaga的样子,冲着自己不满4岁的女儿破口大骂:“小婊子,狗娘养的!”然后一边尖嚎,一边求上帝自尽……几个耳洞被手术钢圈撑得核桃般大的少年,倚在门边,见怪不怪,吸着卷烟,冷漠地望着偶尔被车前灯照亮的,坑洼满面的沥青马路。

  与之匹配的独幕剧,是坐在小货车旁的亚马逊快递工,四五十岁,胡子叭髭,抓着馕卷热狗,吃得上气不接下气,边吃边一刻不停地刷着手机。经常给布莱克小姐送网购产品的小哥告诉我,这是一份零合约,时薪低于国民最低工资“7.20英镑”,没有三保一险,病了就失业,每天送100到200份货物,早上8点出发一直送到月黑风高,还时常拿不到工资。BBC4电台曾现场报道过亚马逊在英国最大的仓库,有14个足球场那么大,却不像足球场那样有地暖设备,且上个厕所都像跑一场不要命的马拉松。

  生活在这种状态里的人,假设脑袋里也有一间14个足球场大的仓库,恐怕13.99个足球场已经被天价房租,房屋税,水电费,汽油费以及一个零合约的未来载满了吧?剩下最后一小块空间,你希望用它来承载什么? 自制力?对低糖食品的热望?一顿边听歌剧边正襟危坐,细嚼慢咽100克无骨鲑鱼的晚餐?

  何况健康食品(包含绿色食品)的价格,在2002到2012年十年间,上升了35%。2012年,健康食品的价格已是普通食品的三倍(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)。劳动人民需要卡路里,对于健康食品来说,一千卡路里要7.49英镑,从冷冻袋装油炸薯条和30%肉含量的廉价汉堡中获得生存动力,只需2.5英镑或更少(NHS官网数据)。

  美食家杰克·门罗(Jack Monroe)曾在茶里放六勺糖,若说“缺乏自制力”,她可谓典范。2011年,单亲妈妈杰克·门罗产后因无人照顾儿子,向所在消防队申请调整工作时间被拒,只好辞职另寻生路,简历全无回音,又碰上保守党大砍失业救济金的伊始,几乎只有身怀绝技的人才有望领到救济金。在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面前,她竟然想到了典当电视机——当然,这还是在饥饿的初级阶段。为了保证儿子一天能吃上三顿饭,她为自己减去两顿,饿得不行就往茶里放糖,靠着六勺糖的热量,苦心钻研如何用1英镑活一天。她用8.7分钱一只的鸡蛋做蛋饼,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《饥饿之殇》(Hunger Hurts),并出了一本穷人美食圣经《Cooking on a Bootstrap: Over 100 Simple, Budget Recipes》,一举成名。

  8.7分钱一只的鸡蛋,当然不是充满道德优越感的绿色鸡蛋;糖的致命之处亦早在英国科学家约翰·尤德金(John Yudkin)的著作《纯,白,致命(Pure, White & Deadly)》里被剖析得历历在目。然而当资本主义需要找寻贫穷的替罪羊时,被谴责的往往不是那些巨型养鸡场,患巨人症的超市或者赚得满脑肥肠的地产业和金融赌场,而是“不懂节制,有绿色鸡蛋不吃,偏要吃速成鸡蛋的穷人”——正是这些贱人给NHS(全民医疗保险)带来了与饮食相关的,每年58亿英镑的医疗开支(NHS网站 2014.10.9)。

  就连英国伊丽莎白学院的生理学教授和营养学家约翰·尤德金也受牵连,为揭示“糖业的阴谋”,他被整个利益团体孤立,国际研讨会不再邀请他,学术杂志不再发表他的著作,他的研究基金被停,他被口水淹成一个“脑袋进水的怪物”,最后含冤离世,而那些围堵他的跨国集团,那些像推毒针一样把过量糖浆注入食品,以期让穷人上瘾的暴利之徒,却仍稳坐道德的审判台。

  这一幕,美国历史学家杰弗瑞·萨克斯(Jeffrey Sachs)一语道破:“历史是黼衣方领之流书写的,穷人当然得为一切背锅”。

  今天,热爱艺术的雅士们在自家豪宅里举办画展,或者组团去泰特美术馆欣赏莫奈的雾霾风光,谁会抿着鸡尾酒,走进地基深处去对话亨利·泰特(Henry Tate),那位泰特的始创者,19世纪大英帝国的糖业大亨?谁又会无端端地提起“糖”被誉为“白金”的年代,贩奴运动,加勒比海惨烈的殖民史,以及被垄断资本后殖民的当下和未来?

  英国对我这种亚热带物种来说,简直就是西伯利亚,寒风从不歇息,冬天也从未离席——就算它真的起身告辞,它坐过的地方,床也好,凳子也好,公园里的长椅也好,草地也好,都是冷飕飕的,且长满了细密的冰锥。当然我这样讲,那些一出太阳就恨不得投奔天体运动的英国人肯定要耻笑,但英国的寒冷,好比瑞士军刀对秋刀鱼的凌迟,确是一丝不假。

  没有暖气么?当然有,没有的话会死人的,可恨的是燃料公司一到冬天就开始涨价,大雪前后能涨到埃菲尔铁塔的高度。富人家,比如那种有前院停车场和后庭大花园的,等不及10月就拧开了暖气。“人不怕冷,猫也是怕的。”这些人辩解道。

  这些人一整个冬天都只穿短袖和开司米外套,洗衣房里的衣服,不但干爽柔软,还散发着一股如来仙境的幽香。而穷人家因为不太舍得开暖气,房间里的湿气撞上墙上的霉斑味,再裹挟油烟和剩菜味,搅成一团,在穿了几百遍的纤维里发酵,汗衫也好,睡衣也好,总是怎么晾也似乎干不透,飘着一股浓郁的异馊。

  表面过得去的人家也不敢全天开暖气,尤其是在没有液化气只有电暖的地区。凌晨到清晨电费减半时储热,白天使用。这种V·S·奈保尔时代的电暖,效能极低,下午三点后就开始自暴自弃,逼着主人把自己穿成木兰出征。

  冬日外出,就更冷了,膝盖结冰,脚趾生疼,恨不得躲进促销小哥全副武装的小黄人行头里。

  安·奎恩五十多岁了,自2015年6月就和她的小狗香奈儿,住进了一辆旧轿车里。副驾座上搁着一只塑料小天使,后座堆满了她的全副家当——衣服,廉价首饰和洗漱用品。

  时间穿过云中隧道,进入了2017年,即我来到英国的第七年。此时我已告别了每天可以打几千次飞机的西豪恩斯洛,并和一位英国诗人结了婚。我们在乡下租了一块菜地,过上了“自耕农”的疯狂日子。学习“自律”,吃低糖食品和不打农药的瓜草,并不等于就彻底忘记了贫穷的质感。贫穷依然是一颗砂砾,住在我的眼睛里,我只能把它看得更仔细。2017年初,我加入了当地的食物银行机构。我们的工作是四处收集募捐食品,并把它们分配给饥肠辘辘的人。

  安·奎恩是食物银行的常客,经常拄着拐杖,夹着小狗进来。手臂一松,小狗便从她怀中跳出,伸长脖子,警觉地嗅着塑料袋里的食物。它们通常是罐头黄豆,罐头青豆,午餐肉,意大利面条,大米,盒装牛奶和袋装饼干等等。没办法,由于神经过敏的食品储存和安全条例,英国食物银行无法接受新鲜食品的捐赠。

  安·奎恩不一定来领取食物,她在饼干碟和茶水旁左顾右盼,有时只是为了找人说说话,或者找个地方取暖。她之前是威尔士公主医院的护士,因精神疾病和肢体劳损失去了工作,申请不到残疾人救济金,据说又被卷入了救济金误领官司,除了每月317.82英镑的失业补助,一无所有。在单间至少400英镑的小镇里,除了一辆破车便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藏身之所。

  镇上的公厕下午五点就关门了,游泳池有洗漱间,但一张泳票要4.5英镑,我没敢继续追问。

  我说你英语很正,有没有想过去其他国家教英语?我告诉她,连我这种二手英语都在老挝教过。你可以去泰国,去老挝!不必在这里挨冻,那些国家气候温暖,阳光灿烂,你完全可以从新开始。她笑了,露出一口不齐的牙齿,眼睛开始冒光,我继续鼓动,你还可以带上你的小狗!

  她赶紧抱起了她的小狗:“嗯,那是肯定要带上的。没有它,我就活不下去了。”

  安·奎恩没有去亚热带教英语,我们机构的地区经理说我的建议“挺有趣”却不切实际。

  2018年立春,北极寒流袭击整个英国,雪沙被飓风吹向空中,形成一只只白色的巨大旋涡,汽车盖着雪棉被,连鸟儿都只敢压着地面或屋檐低徊。像Ann Quinn那样无家可归的人,比2010年,即我来英国的第一年翻了一倍。BBC2016年12月1日公布的数据是250000人,这只是在英格兰。为无家者而设的“避难所”2017年发布的数据是307000人,包括了北爱,苏格兰和威尔士。其中伦敦最高,超过了15万人。在所有的无家可归者当中,有4134人长期露宿在大街上,在雪地上铺一层塑料袋,野狐似地卷缩在人行桥洞底下或超市门口。每当气象局即将发出红色警报,教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员便纷纷出动,像在喜马拉雅山上搜索雪莲一般,四处搜索着这些濒临绝望的人。

  就算头上罩着几片瓦,也不见得就能打过那些冬神指派的拳击手,它们的拳头是一团团乳白色的冰冷水气,沉甸,黏糊,猝不及防地攻击着这片昂贵的土地。

  有一天,我们那一区的女警官苏·劳克(Sue Loaker)撬开了一户人家的房门,里面没有电,冷得像只藏尸窖,地上全是垃圾纸盒,墙壁和天花板一片烟熏火燎,像刚经历了二战。原来交不起电费和燃气费,又没有壁炉,那户人家只好在地板上烧垃圾取暖。高挑健壮的苏警官便开始马不停蹄,四处游说,力图解决“燃料贫困”的问题。

 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,苏警官把我们那一区食物银行的所有成员召集在一起。“不仅是燃料贫困”,她站在一间冻得发蓝的教堂里说道:“还有‘厕纸贫困’和‘卫生巾贫困’……有一次我们警局接到报案,一个女中学生偷了一盒卫生巾”,她顿了顿,努力按耐住激动的情绪:“一盒卫生巾!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想一想。”

  苏警官因此开设了一个叫“基本用品(Essentials)”的收集站,和食物银行等机构合作,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燃料费,卫生纸和卫生巾。

  在所有形容“贫穷”的英文词汇里,我觉得Dirt Poor这个词最贴切,因为“灰尘是最势利的,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,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(——乔治·奥威尔语)”。一个人怎么会落到Dirt Poor的境地呢?除了那些一夜之间赌光祖坟的富家孽子,The Borgen Project(美国一个反贫富分化NGO)给出了五个答案,历史成因(比如被侮辱和剥削过的殖民地),战争,国债,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,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。

  在我看来,这五条原因里面最刺眼的是“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”。在英国,性别歧视造成了全职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比全职男性少9112英镑(《独立报》2018.1.17);在美国,种族歧视造成了男性黑人员工平均小时收入只占男性白人员工的70%(旧金山联邦储蓄银行经济研究,2017.9.5);对犹太人的歧视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或更早,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后;对残疾人的歧视令德国人在毒杀犹太人时,也杀了成千上万的同胞,单哈达马尔医院就利用毒药和“熬到营养完全蒸发的稀汤”杀死了近15000名“不够健康”的德国公民。歧视链无所不在,对贫农的歧视,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,对性工作者的歧视,对LGBT的歧视,对流浪者的歧视,对衰老的歧视,甚至连“颜值”也被纳入歧视的范围……而贫穷几乎可以说是各种歧视混杂的产物,像一条“融汇百川”的脏河,贯穿着人类的整个文明史,以至一早就被亚里士多德称为“革命和罪行之母”。

  为了反对歧视和歧视带来的贫富分化,欧洲自战后便建立起一整套税收和福利制度。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几乎都是它的受益者,低收入者不但可以租住政府福利房,孩子们课间分得一杯牛奶和一勺鱼肝油,还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,失业救济和全民医疗保险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抱它,那些垄断全球经济的资本家,财团及其门下政客,咬定“贫穷是自身之过”,多年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地瓦解这套体系,比如卖掉政府福利房,实行“紧缩”政策,将水电交通医疗教育等所有公共资源私有化,用“吓尿体”进行媒体轰炸等,似乎只有如此,才能从金钱和道德上脱身。

  我的一位英国朋友,原本在M&S工作,不幸撞上了实体店打不过全球网购店的时代。M&S在2016年就开始大面积裁员,2018年又将关闭14家超市,炒掉468名员工,他属于2016年下岗的那波。失业近一年后,积蓄和下岗赔偿金全部用光,新工作没有着落,每月还要付近千英镑的房贷(感谢炒房集团)。妻子为了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(感谢昂贵的托儿费),尚未有机会工作。双方爹妈皆不属于可拼阶层,且早已退休。他于是找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(零合约),工资不够付房贷。

  若按最坏的逻辑推理他的处境,画风估计是这样的:卖掉供了不到两年的房子,租房并靠所剩不多的卖房款生活。银两耗尽后仍未找到工作,被房东赶了出来,只好申请失业住房津贴和失业补助金。由于福利房都已差不多卖光,为富不仁的政客们根本不想再建什么“福利房”,导致等候政府安排住房的人超过了104000(借2017年的数据)。为了不露宿街头,只能拖家带口投靠父母,七个人挤两居室。终于奇迹般地等到了一片瓦,被告知在苏格兰某个穷乡僻壤(因为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),当然不去也得去。

  安顿好妻儿,每日开车去20英里外的就业中心准时报告,被迫囫囵吞枣填各种表,结果发现就连“捡狗屎工”都有一千人应聘。某日爆胎,未能准时到达就业中心,便被活生生地停了救济金。没米开锅,只好走进了食物银行。孩子在饥寒交迫中长大,跻身牛津剑桥的可能性降低,考上了也支付不起9250英镑一年的学费(借2018年2月的数据),匆忙涌入打工浪潮,万般努力却只换来零合约,他们的孩子,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贫二代——这个原本还算中产的家庭便落入了“Dirt Poor”的境地,并从此被世袭贫穷(generational Poverty)缠身。

  英国《卫报》记者斯蒂芬·阿姆斯特朗(Stephen Armstrong)走访全英,将很多这样的“Dirt Poor”人生录进了他的新书《崭新的穷困》(The New Poverty,2017)中。他认为政府的见死不救是“歧视”,尤其是“机构性歧视(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)”的最大显现。他写道:“家住布拉德福德的克莱尔·斯基付不起拔牙费,巨疼之中跑到工具房找了一把老虎钳自己拔牙”——几乎是一道启示:今天我们谈起贫穷,谈论的不再只是埃塞俄比亚或委内瑞拉,甚至不是希腊,而是一个中产阶级正在萎缩的第一世界。

  感谢诸神,这位从M&S下岗的朋友,去年底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,不然我根本不敢乱开乌鸦嘴。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幸运,向食物银行求救的人从2010的41000增加到了2017年的120万人。斯蒂芬·阿姆斯特朗引用欧盟的数据:“1300万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,贫困儿童占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”,在做了严谨的调查过后,他指出,穷人不是贫困的罪魁祸首,而是它的产物。贫困也不可能通过“自律”自愈,“紧缩”只会导向更极致的贫穷。2018年2月的《伦敦书评》花了两个整版近万字来声援他的观点。

  2017年底,我们过了一个繁忙的圣诞节,几乎每人都烤了一个蛋糕,小心翼翼地摊在碟子里,摆在小茶几上。客人们鱼贯而入,一位中年母亲走了进来,身后紧跟着她那约摸十七,八岁的儿子。那个男孩,一副英伦摇滚的少年体态,像那个年纪的少男少女一样,对自己的外表有着高度的,审慎的自觉,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他还穿着一双匡威式的球鞋。请他吃蛋糕,他说了谢谢却迟迟不肯动手,一个人站在角落里,长久地望着玻璃门的反光。

  当我目送母子俩出门时,才发现大门外还站着另一个男孩,也许是哥哥或弟弟,一脸不可伤及的自尊,伤花般一触即碎。

  在这些前来求助的人当中,我们最常听到的是这样一句话:“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。”

  “……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,每天最害怕的就是见到认识我的人,所以我把自己裹进睡袋,在树林里藏了十个礼拜。”在“吉米的避难所”(Jimmy’s Homeless Community)发起的2018巡回演讲中,史蒂文高声说道。

  吉米的避难所坐落于剑桥市中心,一座古老的教会式建筑和一扇结实的红漆门是它的标志。20多年来,它打捞了无数几乎被厄运淹死的人,其中就包括史蒂文。史蒂文原本是一位古建筑修复师,他告诉我,他修过大大小小的古建筑:“这种活非常考究,要由化学家在旧建筑中取样,得出其原材料和配方,再在此基础上仿制出色泽和质地几乎可以乱真的建材,才能完成修复。温莎城堡的天花板,就是我和另两名修复师一起修复的。”

  这样的专业人才,怎会落到dirt poor的境地呢?原来史蒂文临退休前,将全副身家搬到了西班牙,却在那里和结婚14年的妻子离了婚,只好带着所剩无几的积蓄孤零零地回到了英格兰。62岁,找工不易;想自己干,又买不起昂贵的古建筑维修工具。为了去西班牙,原先的房子也卖了,山穷水尽,他在儿子家住了四个月,后来又在哥哥和姐姐家各待了一段时间,最后他卷起包袱,住进了树林里。

  “你为什么宁愿住进树林,也不肯住亲人家呢?”我万分不解——这在我的成长环境里,是不可理喻的。

  “儿子刚结婚四个月,房子很小且没我能久住的地方。再说,我也不想麻烦他,人是有傲骨(pride)的。”

  “不!对我们英国人来说,傲骨是与生俱来的,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英国性。”

  “我想是的。我交了三十多年的税,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有一天露宿街头或寄人篱下。”

  史蒂文在树林里住了十个礼拜,直到2017年圣诞节的第三天。那一天,一群流氓发现了他,他们把他痛打了一顿,抢走了他的睡袋,手提电脑和钱包。那一天鹅毛大雪把树枝都压扁了,他一个人走在路上。从Newmarket镇(剑桥郡的一个小镇)一直走到剑桥市,走了近16英里。在昏暗的马路上,他向警察求救。警察于是把他推荐给了“吉米的避难所”。他推开红漆木门,像被密封的人推开了沉重的盖子。他们为他铺好了床,送上了冒着热气的食物。一个月后,他们为他申请到了一间福利房。除了住房津贴,他每周有73英镑的生活费,伙食,水电,网费交通等全在里边。这点钱是保守党政府实行“紧缩”政策的结果,比起他在过去30年所交纳的税金来说,它简直微不足道。离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还有三年,他正在一边找工作,一边为慈善机构免费做搬运工。

  “保持不做道德审判,不要给他们扣上各种罪名。”这是史蒂文在离开演讲厅时说的最后一句话。